三、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领域,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等,一般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递、延续和发展的。在这些领域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以超人的才智、灵性,贮存着、掌握着、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的技艺,他们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接力赛”中处在当代起跑点上的“执棒者”和代表人物。

传承人可能是家族传承中承上启下的继承者,也可能是社会传承中承上启下的继承者。至少在前面所举的口头文学、民间艺术、手工技艺和民间知识这些类别中,传承人的传承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不限于这几个类别。因为这些领域是比较适宜于个人技艺发挥和体现个性化创造的领域。传承人之所以成就为传承者,固然环境(家族中有传承的传统,有师傅的带和教,等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当事者的超人强记博闻、聪明智慧、心灵手巧、独特匠心等的能力与个性,也比较容易在这些领域里凸显出来。总之,这些领域里的文化传承,不是单线的延长或原质的移位,而是既有衰减又有增量,以创新达成文化的积累。积累是传承的结果,而积累的核心是传承者的创新。

杰出的传承人应是在继承传统中有能力作出文化选择和文化创新的人物,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延续、发展中,起着超乎常人的重大作用,受到一方民众的尊重与传诵。比如古代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中,华佗、孙思邈是传统医药行的始祖,鲁班是木石建筑业的祖师,黄道婆是棉纺的祖师,范蠡被尊为制陶业的祖师,杜康被传为造酒业的祖师,刘三姐是壮族的歌仙,等等。祖师就是最早的或早期的创始者或传人。

以刺绣为例,进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顾绣、苏绣、粤绣、湘绣、蜀绣以及尚未进入名录的鲁绣、汴绣、京绣,各自都有不同的祖师和师承系统。如:顾绣,明代的代表人物是顾寿潜妻韩希孟。清代起奉顾儒、顾世为祖师。苏绣,清代最著名的传人为裘曰修母王氏、蒋溥妻王氏、于氏、卢元素、丁佩、倪仁吉、沈寿、华璂 。粤绣,以眉娘(神姑)为祖师。湘绣,第一位开创湘绣作坊的是清人胡莲仙。蜀绣是清乾隆中期以后在成都传统刺绣技艺基础上吸收顾绣、苏绣的长处发展起来的绣种,其最初的或著名的早期传人,无资料可稽。

中国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这些祖师(传承者)们的开启与传承下,一代代传承、延续、创新而发展到今天的,而没有传承人、或不愿意传给不合适的后人的门类,其技艺和传统很可能就此中断或泯灭。这在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

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延续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寻找杰出传承人的工作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个重点。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历朝历代,除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军事家、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外,各民族还有一大批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后者掌握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传统,他们是中华伟大文明的象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就存活在这些杰出传承人的记忆和技艺里。

代代相传是文化乃至文明传承的最重要的渠道,传承人是民间文化代代薪火相传的关键,天才的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往往还把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化推向历史的高峰。”寻找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人,既是正在开展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重点之一,也是摆在当代中国文化界和民俗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几年前辽宁大学江帆教授和台湾成功大学教授陈益源对故事家谭振山的调查和研究,湖北宜昌民间文学研究者王作栋对故事家刘德方的调查和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守华在长阳县调查发现的土家族女故事家孙家香,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他们的调查成为把谭振山和大堡坪村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重要依据。

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各地和各界在多次民族民间文艺调查、手工艺调查、民俗调查中,发现和掌握了一大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杰出传承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的调查中发现和调查的传承人,他们的传承,标志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活和发展的一个历史时代。我们有责任把他们的名字和业绩整理和编辑成册,厘清各类文化遗产在20世纪末的存活生态、发展现状和传承脉络。这是我们迈步进入21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期的重要基础,也是所有参加这项保护工作的人员的一本必读书和入门书。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口传心授而习得的知识和技能,在其发展嬗变的漫长途程中,会出现变异。变异(或称变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延续的常态,是谁也无法阻挡的。正常的变异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故事等口头作品,如漆雕、牙雕、玉雕等工艺复杂的手工技艺,都不是一个传承人能够完成的,在传承过程中有多人即集体的参与,会出现互相琢磨、吸收、合并、类型化、归一化的趋势。二是因传承人的遗忘或死亡,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途中出现衰减,如前面说到的北京“聚元号”弓箭,第十代传人杨福喜说,在他还没有掌握他的父亲、第九代传人杨文通的“三个绝活”时,他的父亲就逝世了。三是在传递中,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因为传承人的创新而使该项目有所增益。

如果说,以往的岁月中,由于战争兵燹、政治运动“、文革”浩劫等频发,在一定程度上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了急剧衰微甚至中断的话,那么现在,正在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使民众的生活条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由发生和繁荣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的土壤逐渐削弱和消失,民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加之传承人的自然衰老和死亡,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门类,逐渐走向式微、甚至消亡,传承和延续面临着严重危机。

国家人口主管部门宣布,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相应地进入了老龄化时期和传承人衰亡高峰期。笔者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可分为两大部类: (1)属于意识形态部类的,如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信仰民俗等,容易受到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政治运动的影响; 属于非意识形态部类的,如手工艺、生产或经济民俗等,容易受到制度、体制转换和经济形态转型的影响,如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和60年代的公社化运动,使许多手工艺(如景泰蓝、牙雕、漆雕等特种工艺)由合而无,传承一度中断。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许多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1949年社会制度转型后,就再也没有了新的传人或中断了传承活动,或即使有新的传人产生,他们所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技能,也难以达到完整和全面。那些负载着较多较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和技能的传人,以1949年为20岁计算,到2000年已经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在我个人的经历中,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调查中发现的民间文学杰出传承人,如今都已成了故人。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孙剑冰在河套地区发现和采录的女故事家秦地女,内蒙古歌手琶杰、毛依罕,傣族章哈波玉温、康朗英、康朗甩,80年代以后,裴永镇发现和采录的朝鲜族女故事家金德顺,已故学者马名超采录过的说唱《伊玛堪》的葛德胜,满族故事家傅英仁,张其卓和董明在辽宁岫岩县发现的三位满族故事家李马氏、佟凤乙、李成明,马汉民等在苏州发现并采录过长篇吴歌《五姑娘》的陆阿妹,张崇纲等在青岛崂山发现和采录的故事家宋宗科,靖一民和靖美谱在山东临沂发现和采录的女故事家胡怀梅,王成君在临沂发现和采录的女故事家尹宝兰、王玉兰,范金荣在山西朔县发现并采录的故事家尹泽,吉林延边朝鲜族故事家黄龟渊,等等。他们的逝世,标志着民间文学传承链上的一个时代的结束。

衰老与死亡是自然规律,现在已进入了传承人的衰亡高峰期。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抓紧时机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进行抢救性调查采录。2005年进行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评审工作,入选了湖北伍家沟、下堡坪、河北耿村、重庆走马镇四个故事村,这四个故事村有许多能讲故事的故事家。入选了刘德方(湖北宜昌)、谭振山(辽宁新民)两位故事家。据调查报道,谭振山能讲600多个故事。刘德方能讲400多个故事。

北京市比较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大多散布在手工艺领域,有些也在民间美术领域。北京是一个帝都,保存下来许许多多带有宫廷文化背景和色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进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智化寺京音乐、京西幡乐,以及象牙雕刻(崇文区)、景泰蓝(崇文区)、聚元号弓箭(朝阳区)、雕漆(崇文和延庆)等,这些手工艺的技艺精细、工序繁难,在手工艺中也是“高、精、尖”,至少在“源”上是宫廷物件或作品,非一般老百姓所能制作和享用。

王朝覆灭后,有些作品或文物流入民间,被民间所收藏;有些工匠(传承人)也流落民间,其工艺被民间艺人所吸收,成为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类高端的工艺品。除了上述品种外,还有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也非纯来自民间。北京市在评审论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还讨论过牙雕、石雕,从功能和传承两个角度考察,也是很有帝都城市特点的项目,现在其传承人和传承线路也已弄清楚了。凡此种种,都是其他纯商业都市不可能拥有、也不能与之比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和韶乐原是明清两代神乐署为祭天庆典而演奏的神乐,其实已经失传了,我们如今看到和听到的乐舞,是根据载籍中遗留下的碎片复原的,也就是说,无从谈论传人问题了。现在的中和韶乐,既是祖宗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不是祖宗传承下来的遗产原物,而是复制品。在特殊情况下,复制品也是可贵的,如同“北京人”的头盖骨,原物失踪了,陈列在周口店北京人博物馆的复制件也很重要。

智化寺京音乐虽然来自宫廷,后被寺院所接受、改造和传承,成为另一种流入“民间”的模式,且已有五百六十年的传承史。君不见,有许多文化传统是由寺院保存和传承下来的,寺院在保存和传承文化方面功不可没。京音乐在智化寺乐僧们“不断吸收和改造中,仍保存下了某些唐宋时代的音乐旧制和风格,殊为可贵,而由于传承仅靠乐僧口传心授,代代相袭,如今第26代传人只有两人健在,后继乏人”。这些乐僧传人的传承谱系和传承情况,特别是乐僧的个性和时代因素对乐曲传承的影响,很值得在传承人研究的背景下加以探究。

京西幡乐能在京西的两个山村千军台和庄户村存活了四五百年而余音不绝,不仅是绝无仅有,而且实在是个奇迹,盖因为它是以幡会为依托。幡会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只要幡会每年都还“走”,幡乐也就不会消失。门头沟文化馆研究人员据村民家谱推定,幡乐传到今天已是第十七代。而现在能演奏的艺人们多是老人,年纪最小的也在50岁开外。幡乐靠这些传人而存活着,这些传人是幡乐的活的载体。现在文化馆已记录下了他们能够演奏的乐谱,但对这些年事已高的老传人的研究,包括与幡乐和京西文化有关的传人的口述史和村落史研究,已迫在眉睫。

与宫廷艺术的遗存不同,家喻户晓的北京民间美术、民间玩具,如面人、绢人、鬃人、绒布人、风筝、毛猴,以及从天津移植而来的“泥人张”等,都是在民间的土壤上滋生和成长起来,而又在都市环境中适应了市民的审美要求逐渐雅化的,在当代生活中仍然十分活跃,表现出强盛的生命力和时代的适应性。这些在当代仍然非常有“人气”的民间艺术和民间玩具,追溯起来,都有一条或长或短的传承链,而构成这些传承链的,主要是家传,但也有外姓传人学艺接班的。如北京的面人就是一例。

北京面人大致可分为汤、郎两大流派。汤派的创始者汤子博(1881～1972) ,早年在通州万寿宫一带观摩山东曹州(今荷泽)艺人捏面人,便学捏面人,流连于京城戏园、大江南北寺院,专攻戏曲和神佛面人,在他手里改“签举式”面人为“托板式”面人,人称“面人汤”。第二代传人汤夙国,系汤子博次子,家传。郎派创始者郎绍安(1909～1993) ,幼年在白塔寺庙会上偶遇面塑艺人赵阔明,随其学艺,后走街串巷,体察民俗,把京都五行八作揽入面塑之中,人称“面人郎”。第二代传人郎志丽,郎绍安之女,家传。此外,还有一个外姓弟子张宝琳,如今也非常活跃。

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在长期的发展嬗变过程中,大都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差异的,即使同源的项目,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也会发生异变。这一点,已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最近,上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论组召集上海的学者们开会,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这就为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和保护提供了决策的依据。

在笔者看来,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原生态的,是生活形态的,与他们的生活观念、信仰仪式融为一体的。与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大都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发轫期无例外地都是为谋生的手段,如面人汤和面人郎都是以捏面人云游四方者,以戏曲人物或以神佛人物为造型摹写对象,都追求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形为神舍,神乃形魂,形神兼备,是为上品”(汤子博格言)。一方面,对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新的需求、新的风尚,表现出更大的宽容性和适应性,逐渐趋向于艺术化、雅致化、审美化、工艺化;另一方面,则与民众的生活形态(如耕作生活方式、家族社会、生活观念、信仰仪式等)越来越拉开了距离。

于是,农村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除了传统的瞎子弹唱艺人、专业卖唱者以外,大多是不脱离生产、不以此为谋生手段的农民,而大都市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则大多是专业化了的、或以此为谋生手段的职业人士。

北京市不仅是古老的帝都,而且正在向着国际大都市迈进,城区和郊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兼而有之,其形态丰富而多样,应该下工夫,把传承人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做好,走到全国的前头。几天前,我到南京去讲课,听江苏省文化厅的有关同志介绍,他们也正在作传承人的调查和研究,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和可贵的经验。

传承人问题,除了学理方面的问题以外,还有大量的属于政策方面的问题,如著作权问题、署名权问题、多子女传承和传男不传女带来的权属和保护主体问题、国家保护资助问题等。不久前“,泥人张”后代传人张鋹、张宏岳及其开办的北京泥人张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张铁成、北京泥人张博古陶艺厂、北京泥人张艺术品有限公司“泥人张”名称使用权案,就是一起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署名权的典型案例。这些问题,需要文化主管部门在调研的基础上尽快提出办法,并出台文件。